咱砸雜

1992年11月6日的《中央日報》報導

為什麼是11月6日這一天的報紙？

海基會與海協會在1992年總共會談了兩次，第一次是三月的北京會談，第二次在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時間在10月26日至29日。時至今日，海基會網站上的歷次會談總覽也還是這樣寫的。

在這一天的《中央日報》上，我們看到，當年的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對記者孟蓉華說：「10月29日，北京談判代表離開香港，使商談為之中斷」。馬英九又說，由此可見，對方的談判代表未得到足夠的授權。

同一版面上，中央社記者瞿德忻的電稿指出，我方的代表團首席許惠祐（時任海基會法律服務處處長）「在香港多待幾天，等候大陸是否肯恢復協商」。等呀等呀等無人，許惠祐一行人只好在11月5日打道回府。次日的報紙於是告訴我們「許惠祐自港返台」。

正因會談中止且恢復無望，所以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說「談判沒結果」。海基會為陸委會的白手套，而陸委會隸屬於行政院。當時的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在11月5日的行政院院會上報告此事。聽完了報告，郝柏村說：

共產黨一向視談判為鬥爭手段，我們對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在香港會談一事，不必期望太高，也不必介意會談沒有具體結果。（《中央日報》，1992年11月6日）

台灣政府本來期望這場會談達成什麼？

對協商文書查證事宜沒有結果，許惠祐也不願說責任的歸屬問題；但是對日後兩會的事務性協商，他還是持樂觀的態度。（同上）

隔絕四十年後，一方如何驗證另一方的文件真偽？這類事務是談判雙方都需要解決的。而事務性協商是許惠祐一行人的唯一任務。台灣政府自始即不願香港會談觸及政治議題，並且將這項決定告知對方：

〔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指出，在「香港商談」之前，陸委會即明確表示，不授權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商談「一個中國」等政治性問題，此一立場也由海基會數度明確告知對方。（同上）

雖然如此，海協會代表在談判過程中，卻一再搬出談政治性議題。以下是馬英九當年的敘事，經孟蓉華轉述：

十月廿八日上午，雙方開始商談時，大陸海協會代表即提出「一個中國」的議題，並仍堅持納入協議中。

十月廿八日下午，海協會代表又建議雙方應就「一個中國」有所「表述」，並提出五種表達方案，建議雙方進行研究。

十月廿九日上午，陸委會為使攸關民眾權益的文書驗證問題獲得解決，乃一國家統一綱領及國家統一委員會就「一個中國」含意所做之決議，先後提出各種表達方案，授權海基會以適當方式表達。但海協會代表未就此一折衷的表達方案有所回應，即離開香港，使商談為之中斷。

馬英九認為，由此可看出，大陸海協會代表不但在事務性的問題上授權不足，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授權也嫌不足。（同上）

無疑地，按照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所言，海基、海協兩會在香港面對面協商時，從頭到尾並未就「一個中國」達成共識。沒有「一中」，只有「中斷」。

海協會代表雖半途落跑，但故事還沒完，因為北京使了一記回馬槍。且看郝柏村在11月5日的行政院院會如何說。

郝院長並表示，我們必須密切注意中共的手法。他指出，中共最後雖表示同意我們以口頭方式表達對「一個中國」立場的說法，但並未主動正式透過海基會通知我方，而是經由新華社的報導，最後才以電話告知海基會陳榮傑秘書長。中共此一作法，似為其並未以文字證明正式同意我們對「一個中國」立場的看法，預留餘地，這就是它一種策略的運用，既不可靠，也不能信賴。（同上）

換言之，郝柏村認為中共使詐，故意拐彎抹角，空口說白話，不留下正式文件。相較之下，馬英九的「授權不足」之說顯然過於天真。

既然行政院長郝柏村公開說中共這些動作與言語「既不可靠，也不能信賴」，會談雙方當然沒有共識。用現在流行的表達方式來講，即：「如果相信中共，你就輸了」。

中國官方故意模糊其詞，目的在於創造往後可資操作的模糊地帶。當時的陸工會副主任蘇起後來在公元2000年4月創造出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明顯然不符當時政府上上下下的講法。重點在於：「以口頭方式」一語被蘇起省略了。根據報導，辜振甫的講法為：

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昨天表示，大陸海協會方面既已同意以口頭方式各自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內容方面就沒有必要再行協商。（同上）

換言之，他們海協會同意的是：在口頭上，雙方各講各的「一個中國」，各說各話沒關係。口頭表示可以，但是若要白紙黑字寫下來、或者在正式場合呢？這就是郝柏村質疑的。而實際上，大家也知道，中共官方的立場從未鬆動，連一奈米都沒有。他們的主張始終如一：「世界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的「中華民國」則只准在台灣內部講。他們將此準則付諸行動，始終如一。由此而來的不斷打壓在台灣是家喻戶曉，完全不需要在此舉例。

辜振甫當時負責在前方扮白臉跟對方實際接觸，所以他講話時會留餘地給對方；相較之下，郝柏村在後方軍營內，講話大可以比較直率，而且需要如此。他當時除了直接拆穿共匪的陰謀，還提醒國人注意，不可任由老共掌握論述權：

郝院長並同時指出，兩會會談既經結束，我方也在會中表達了既定立場，中共卻突然表示其同意我方以口頭方式表達對「一個中國」立場的看法，我們既已表達了立場，何需它同意或接受，同時兩會在香港會談，事涉複雜，中共人員卻只預定在香港停留兩天，這也是花招之一。（同上）

在郝柏村的眼中，中共耍回馬槍而拋出的「同意」根本是個花招；可笑的是，中共想藉由這個「花招」來偷渡的政治主張後來卻被蘇起捧為寶。由此可見，現在的中國國民黨早已大倒退，回到拱手讓中共統戰工作大肆攻城掠地的1945-1949年代。

嚴重的不僅於此。中國國民黨現在的領導者不僅否定自己當年講的話，還另外虛構了一套，謊稱為當時的真相。以下是當時馬英九所言：

 
《中央日報》，1992年11月6日

明知對方不僅「缺乏誠意」而且進行「政治勒索」，這樣還會跟他們達成共識？絕對不可能，否則，當時上自李總統，下至馬英九這種次級政務官豈不都成了酒囊飯袋？當然沒有共識，既然馬英九自己當時接著又指出：

海協會明知雙方就有關「一個中國」的「表述」問題並無交集，卻對外一再揚言，雙方已獲得共識。

假如有共識，馬英九就不可能說海協會「對外一再揚言，雙方已獲得共識」。換言之，根本沒任何共識。此即黃昆輝先生控告馬英九、蘇起的第九件呈堂證據。

如前所述，這是1992年的最後一次會談。與其說雙方劃下句點，倒不如說他們留下了個刪節號，讓雞同鴨講的部分模模糊糊，不了了之。從整個海基、海協兩會往來的歷史來看，九二香港會談後的真正共識應該是：明年再見，見面再談。當時雙方的正式接觸才開始不久，仍在試探摸索，能夠繼續談下去，這就已足堪欣慰。在次年在新加坡登場的辜汪會談中，很多看似是場面話的雙方發言其實傳達的就是這樣的想法。

辜汪會談的基礎

馬英九就任總統後，陸委會的論述發生一百八十度的顛倒翻轉。如前所述，1992年11月5日，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指責中共明知雙方並無交集，仍對外放話說有共識。到了2005年5月16日，陸委會發佈新聞稿指出：

1992年10月海基會與海協會經雙方政府授權舉行的香港會談，以及其後月餘的發展，依據當時所有資料顯示，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表述並未獲致具體結論，而兩岸確實是在秉持相互諒解的基礎，擱置了爭議，為隔年的辜汪會談鋪陳出可行的道路。

自1995年6月以來，中共試圖重提當年尚未解決的爭議，作為延宕兩會復談的說詞，近年更引發「九二共識」或「一中」等前提之新爭議。這些爭議證明當年並沒有共識，若有所謂的共識，也就不會有今日的爭議。

這樣的解釋跟馬英九在1992年所講的一樣。然而，現在的陸委會卻在2010年12月29日發出的新聞稿第104號提到：

兩岸在1992年達成的共識，促成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

「九二共識」促成「辜汪會談」？這完完全全是歪曲史實。汪道涵在1993年辜汪會談前的公開講話就足以戳破這個謊言。

第一次辜汪會談是在1993年4月27至29日舉行。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後馬上開了記者會，當時他講述了辜汪會談的由來：

這次會談，雖然是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但也是兩岸交往中跨出了重要一步。

這次會談能夠舉行，是海峽兩岸有關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去年初，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之初，就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秘書長赴大陸訪問，當年八月四日我又再次函邀辜先生會晤。辜先生給予了積極回應，八月二十二日親自回函表示愉快地接受邀請。為尊重辜先生的意願，我們商定在新加坡舉行會談。今年四月八日至十日，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先生與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的預備性磋商，最終確定了這次廣為各方關注的會談。」（《中央日報》，1993年4月27日）

根據汪道涵的敘述，把時序排一下：

• 1992年年初，海協會邀請辜振甫等人跨海訪問。
• 1992年8月4日，汪道涵再次寫信邀請辜振甫。
• 1992年8月22日，辜振甫接受邀請。
• 1993年3月5日，辜振甫表示，地點「只要大家方便」（《中央日報》，1993年3月6日）
• 1993年4月8日，海基、海協兩會的副座在北京進行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

汪道涵沒有提1992年11月的香港會談，也沒講到啥麼「共識」。假如有那個傳說中的「共識」促成了辜汪會談，為何汪道涵一字不提？

早在四月中旬，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報也只講到「誠意與務實」：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昨天發表短評指出，誠意與務實是這次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成功的主要原因。（《中央日報》，1993年4月13日）

辜汪會談結束後不久，中國廈門大學的林勁在統派刊物《海峽評論》發表〈「汪辜會談」之後的若干思考〉，文中也完全沒提到1992年。

事隔多年，很多人不知道或已忘記：辜汪會談其實是台灣政府在中共一再要求後才答應配合動作的。1993年3月3日，《中央日報》在頭版刊出一條消息：〈大陸海協會來函，希望儘快「辜汪會談」〉。報導中說：

海基會副秘書長石齊平表示，大陸海協會認為自去年八月提出「辜汪會談」之議，並獲辜振甫同意，至今已有半年多，其間雖曾以函電交換意見，卻至今未能實現；海協會昨天遂來函重提此議，理由是「兩岸經濟合作有所繼續發展，貴我兩會諸多聯繫與合作事宜也有待策進」，並建議三月下旬或四月初舉行「辜汪會談」。

有沒有提到什麼「共識」？一點也沒有嘛！

海協會這些動作顯示出，北京當時比台北更急著要促進雙邊來往，就算沒有政治共識也沒關係，反正一開始恢復接觸時也是沒政治共識（所謂「先經後政」是也）。1990年代末期，中國方面關閉了這道大門；陳水扁在2000年就任後，北京更加固守其堅壁清野式的抵制政策。台灣一些急著看到辜汪會談恢復的人於是開始產生錯覺，將自己的渴望投射到1990年那個還可以擺出「不談拉倒」姿態的台灣，於是相信了蘇起在2000年4月捏造出來的「九二共識」。

回到1993年的新加坡。第一次辜汪會談首日，兩位會長各發表了一份聲明，還是都沒提到任何政治共識。辜振甫在其聲明的「前言」中講述了這次會談的緣起與籌備始末，內容大致不脫我們先前已經看到的相關資料所言。汪道涵的聲明沒講到「一個中國」，沒講到「統一」，更沒講到啥「共識」，而只講到「我們反復講，只要坐下來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政治的歧異不應當妨礙經濟合作」。

當時許多西方國家因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繼續對中國實施經貿抵制。汪道涵當時的聲明中有一句話透露了中共是如何急於先推動經濟，然後（從而）追求其政治目標：

大陸在加快發展中，重視吸引和利用台灣的資金、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

《中央日報》於次日刊登了辜汪兩份聲明全文。由於篇幅太長，此處不再多引用。任何人只要仔細讀那兩篇文字，都可看出，兩位老人家都盡可能地談事務性的議題，而未提到任何政治共識。假如實情像馬英九在2006年5月7日所說的「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辜汪會談」，辜汪兩人不可能絕口不提雙方的政治共識。

1993年4月的《中央日報》上還有不少例證可以用來駁斥馬英九的胡扯，例如：

1993年4月7日，外交部長錢復在立法院回答立委蔡同榮的質詢時表示：「兩岸之間在現階段中不應與大陸方面有任何政治性接觸」。（《中央日報》，1993年4月8日）

既然「政治性接觸」不存在，怎會有政治共識？更有趣的例子是絕對不可能被歸為「台獨」的石之瑜教授之發言：

石之瑜表示〔…〕我們應將「辜汪會談」當成淡化兩岸主權之爭的起點，而以實際的功能領域，〔…〕取代虛擬的主權觀。「到下一世紀，中共或可在聯合國大會上，為台北提出申請。〔…〕」（《中央日報》，1993年4月26日）

姑且不論「中共或可在聯合國大會上，為台北提出申請」這種期望過度天真（雖說這才是北京該採的上上之策），重點是：石之瑜認為我們可能加入聯合國。不論台灣用什麼名義加入聯合國、也不論石之瑜是否循「兩德模式」在想像這種可能，這種政治想像在實際上都無異於希望聯合國大會正式承認當時已存在四十多年的「海峽兩岸，一邊一國」（亦即現狀）---這正是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追求、馬英九繼任後卻棄之如敝屣的國際政治目標，也是死抱著「一族一國」教條的中共所極力反對的。

李登輝主政下的台灣雖然不再繼續虛幻的「動員戡亂」，還是在主權議題上跟中共南轅北轍。正因為還是跟兩蔣一樣，李前總統根本不可能跟北京當局達成任何重大政治共識。他深知不可掉入中共的笑臉攻勢圈套，所以1993年的辜汪會談一落幕，立即由在海基會後面操盤的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出面開記者會，打預防針：

兩岸敵對狀態並不會因會談結束而化解，會談只是民間制度化互動的起點，中共仍時時對我武力恫嚇，對我敵意仍未消除。（《中央日報》，1993年4月30日）

時為1993年，海峽兩岸處於敵對狀態，雙方也都如此認知。如果說有共識，就是這樣的認知。

當年要角的證詞

李登輝當年擔任總統，握有對外政策的大權。陸委會雖然是行政院的下級單位，但實際上跟國防、外交兩部一樣，攸關國家生存的重大決定必經總統同意。黃昆輝教授在李登輝主掌台北市政府時擔任教育局長，此後一直是李氏的重要助手。1992年時，馬英九只是陸委會主委黃昆輝的副手，完全沒有決定重要政策的資格。

海基會是陸委會跟北京接觸的白手套、影武者，跟其它政府出資設立並實際管理的基金會一樣，是半官方機構，若上級長官說往東，絕不敢往西。當年的董事長是辜振甫（1917-2005）。這個位置至今有四個人（辜振甫、張俊雄、洪奇昌、江丙坤）坐過，全是當時總統高度信賴之人士。馬英九就任總統還不到一個禮拜，就把任職未滿一年的洪奇昌撤換，原因無它，不信任而已。

1992年時，海基會的秘書長是陳榮傑，而法律服務處處長許惠祐正是九二香港的主談代表。實際處理海基會事務，包括跟老共接洽周旋，就是這個層級的角色。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1992年香港會談的我方最高統帥李登輝與前線主將許惠祐都說：沒有九二共識。請參閱：

• 林恕暉、蘇金鳳，李登輝：根本沒有九二共識
• 黃忠榮，許惠祐證實根本沒有九二共識

辜振甫則對其傳記《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2005）的作者們表示：

「共識」必須是經過雙方當面討論之後，所得出的共同接納的意見。事實上，一九九二年的香港會談，雙方確實無法接納對方的各項建議方案，因此會談沒有任何具體結論。我方是在會談結束前提議：雙方「以口頭上各自表述」的方式，擱置「一個中國原則」的爭議，以便進入正式議題的協商。大陸代表在返回北京幾天後，以電話告知我方表示「尊重並接受」我方的建議，同時也透過大陸官方媒體發布新聞。（頁266-267）

關於後來才虛構出來的「九二共識」，當年的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在今年九月的分析堪稱最為完整透徹。在閱讀他的分析之前，需先注意到，陳榮傑不能被歸類為nationalist（民族主義者或國族主義者），這從訪談中的這句話可以看出：「天下分分合合，世界地圖的顏色不斷變化，分合之間，應以人民福祉為歸」。

關於當年海協會對我方發送的訊息及其中的虛實，陳榮傑說：

海協會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致海基會信函確認：「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但事實上，中國採取兩面手法，在國際社會、在兩岸交流，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一中原則」，這已經背離當時的原意。因此，上述所謂「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這段文字，已經毫無意義可言！（鄒景雯專訪，陳榮傑：九二共識 包藏一國兩制禍心）

關於蘇起創造的「九二共識」一詞，這段解析尤其重要：

〔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的講法〔按，根據維基解密揭露，他對美國說「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背離當年兩岸為解決文書查證問題所達成的了解；刻意將一串複雜的概念，去其精華，存其糟粕，簡化成為所謂的「一個中國」。其實王毅所謂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隱含「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面對這樣的扭曲，面對這樣的爭議，依照國際實務，「沈默代表同意」。如果不及時釐清，執政當局，責任大矣！

再者，身為國家的領導人，馬總統既然知道所謂的「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有所差距，而且「一中各表」與「一個中國」也有差距，何能便宜行事，刻意予以模糊？這個差距是什麼？人民難道沒有知的權利嗎？

如果一層一層的剝開所謂「九二共識」包裝，最後就是「台灣回歸祖國」的香港模式。

中共的陽謀

王毅所說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其實不算秘密。曾任中國國台辦副主任的唐樹備今年五月在台北接受「中評社」訪問時也對記者說過。

唐樹備解釋，兩會在1992年達成一個共識，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對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暫不討論，海基會表示，雙方認知不同，所以關於「一個中國」，雙方都表示要堅持，但對於涵義，在事務性協商時暫不討論，「下一步，應該要解決這個問題，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應該有更加明確的論述」。 （中評社，唐樹備：否認九二共識兩會無法溝通）

所以，中國那廂的說法是：「九二共識」等於「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接受「九二共識」之說，等於接受而且堅持「一個中國」。照這樣講，馬英九與蘇起所謂的「一中各表」不論怎麼表，都是「堅持一中」。國民黨政府不釐清這點就跟北京當局一起合唱「九二共識」，台灣就這麼一步步落入老共的統戰陷阱。

所以，唐樹備也就敢於在台北大剌剌地揭示這個「九二共識」底下的政治圖謀：

唐樹備說，站在大陸的立場，希望將胡錦濤提到的「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予以明確化，這也是兩岸要簽署和平協議，首先應該明確的一個條文。（同上）

這些中國官員的用語不同，但意思一貫（中共嘛！）。把他們講過的話排列一起來看：

• 胡錦濤：「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 唐樹備：「兩會在1992年達成一個共識，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 王毅：「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 唐樹備：兩岸要簽署和平協議，首先應該明確的一個條文：「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歸納起來，按照他們的意思：

• 同意「九二共識」即不但同意「中國只有一個」，而且同意「台灣屬於中國」。
• 這個中國的主權不容分割。

請問在馬英九競選總部前參加「國旗趴」的人：「中華民國」在哪裡？

一個國家，一個主權。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說「中國的主權不能分割」，他一定是在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完整性」。於是，當我們台灣說自己同意「九二共識」時，等於同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的說法。或許，你會說你並非如此認為，但你的看法無足輕重，因為在國際上的認知就是：你同意了以下這條代換式。

九二共識＝台灣屬於一個中國＝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換」，「狸貓換太子」的「換」，此乃詐騙集團常玩之把戲。金光黨、419騙局都是如此。不過，相較之下，中共才是真正的詐騙大咖，因為他們垂涎的是一整個台灣。完全騙到手的那一天，「中華民國」這塊招牌也就不復存在。這個結局將是非常弔詭：中國國民黨加速葬送了他們一再宣稱要捍衛的中華民國。

相反地，如果台灣不陪著老共糾纏不清，而選擇向國際社會清晰傳遞自己的獨立主權論述，縱使國際社會憚於中共淫威而不敢公然支持，還是不可能完全聽任北京對台灣予取予求。被人家騙進賓館上床，跟被強拉進去性侵，兩者完全不同：旁人不會去主動干涉第一種情況，就像奧地利自己大開國門讓納粹長驅直入，將她併入「一個德國」，第三國連氣都沒得吭一聲。

結論

從1992年10月底的香港會談，到1993年4月底的辜汪會談，當時的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之相關報導均顯示，台灣將海基會的談判任務定位在純事務性層次，而兩會的接觸根本不可能也不容許達成任何政治共識。連當時官拜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都公開否認有中共所謂的「共識」存在。

這一切，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無從狡賴。既然黃昆輝先生已對馬英九與蘇起提出叛國控告，至少就本文考證的部分而言，馬英九總統竄改馬英九副主委的言論這件事不容司法機關「河蟹」---否則就成了「可去」機關啦！

在政治面上，選民應當注意：連這種攸關國家存在、主權地位的議題都敢撒謊，「六三三」這種層次的信口開河當然可以任意為之；而既然馬英九的「黃金十年」是包含跟北京簽「和平協議」，這種選舉支票非但毫不可信，更應該被立刻丟進垃圾桶。